vgeb 虽然美国的产业数字化受工业空心化的不利影响，但为占据产业链高端，注重用数字科技武装服务业，包括装备制造服务业，占比还很高。
第二，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相反，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则会产生经济泡沫，带来经济社会风险，甚至削弱整个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增长基础。
以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质量 目前，中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然而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途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织各层面优势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针对一些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进行集中突破，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着力提振实体经济，就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吸引虚拟经济重新回归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消除资产泡沫，降低杠杆率。
很多行业中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社会资本大量向一些领域集中，造成了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很多领域存在严重产能不足，甚至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高端环节，也依赖于大量进口。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体现了我们党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的坚定信心和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战略定力。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和长期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疫情所带来的供应链重构和供应链瓶颈现象中长期化，在后疫情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全面延缓，反而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大量制成品市场的就业，进一步转向劳务市场、服务业，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是否会导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出现结构性变化？ 三是，在通胀预期中，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是否已经形成？ 四是，疫情后菲利普斯曲线会持续陡峭还是会出现新一轮的扁平化。一是，美元微笑指数比传统的上翘幅度还要大。因此，要分析清楚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关键的要认清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美国国内的状况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这一轮中强劲坚挺。
所以，我认为在本轮全球调整过程中，特别是本轮全球滞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滞胀具有很大的差别，它所内生的一些结构性的新现象可能对于我们抓住未来的战略机遇具有很重大的作用。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集体工资谈判的因素急剧下降，但是民粹主义的上升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劳动力市场？ 二是，美国的结构调整
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都保持着较快增长，但是两者之间还有差距，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仍然在0.4以上。一旦这种机会变少，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流动就具有了零和博弈的性质，也就是说部分人获得改善的机会，就有可能减少其他人的改善机会。这期间，我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过渡的区间。大家都知道第三次分配涉及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这就产生了一个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的矛盾，极为拮据的家庭总资源约束，恰恰是我国生育意愿不高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就业质量提升的因素，从而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推进改革可以带来报酬递增和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这个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各种阻碍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差距缩小和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些之外，我想再强调一个内容，即企业的科技向善、创新向善、算法向善，也就是说企业要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和经营导向，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重要的，但迄今为止或多或少被忽视的一个方面。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虽然人口的横向流动比较充分，但纵向流动还不够，也就意味着我国尚未形成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人们在教育水平、职业身份、收入分组等各方面的平等向上的通道还不够畅通，或者说纵向流动没有伴随着横向流动同步取得进展。
特别是，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在过去几十年，既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宏观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还需要缩小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让农民工成为市民，把横向流动转化为纵向流动。
同时，2021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已经达到14.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在这个窗口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社会政策和推动制度建设，对于赢得改革红利至关重要。
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出发呢？ 第一，促进社会流动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因此，我们希望达到的社会流动性水平，可以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也就是以人均GDP处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区间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我国的参照系。一方面，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同时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与参照国家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这种社会流动性，至少是横向流动有减慢的趋势。从一定程度来说，我国早期增长速度快、教育发展快、产业结构调整快，使得那个时期出现大量的机会，人人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即人们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同时，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机会。具体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固然各自都有独特的职责和作用可以发挥，也需要政策协同发力促进社会流动。
老龄社会也会降低社会流动性。但是，通过解除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有巨大的社会流动的空间可供拓展。
制约社会流动的因素 橄榄型社会结构未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流动的不足。因此，总体上来说，经济增长减速对社会流动性是有负面影响的。
因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横向流动的减弱必然降低纵向流动性。
（来源：北京日报 2022年9月5日）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橄榄型社会 共同富裕 。可见，现行户籍制度仍然是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体制障碍。具体来说，我们需要转变企业的目标函数，用创新的方式把员工、用户、供应商、社区、社会和环境，都纳入企业的生产函数。2021年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综合考虑出生和死亡后的自然增长率是0.34‰，2022年很可能就达到零增长。
最后，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进入老龄社会后，需要顺应变化形成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环境，包括就业环境、创业环境、生活环境等，而这种环境的形成也需要假以时日。按照党中央确定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在今后的13年，我国处于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鉴于所谓的996工作模式对家庭预算约束的作用，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通过创新向善的安排和助推，能够让职工的职业和家庭都获得正常发展。促进社会流动的着力点 在分析了体制因素以后，我们就很自然要探寻促进社会流动的政策着眼点和着力点。
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高度流动的社会。考虑到中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还是不够大的。
在此之前，上述因素都产生降低社会流动性的效果。首先，从个体层面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倾向于较少追求职业的变化、居住地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横向流动趋于降低。也就是说，真正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占比，还显著低于常住城镇的人口占比，二者之间18个百分点的差距，反映的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也说明这部分实现了横向流动的群体，未能同步地实现纵向流动。顺应这个规律显著扩大社会性支出，才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盖这一重要的再分配目标。
另一个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前只有46.7%。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
按照目前采用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从供给侧看，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推动重新配置资源进而提高生产率，这都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这也是个人从事家务劳动幅度持续攀升的时间区间。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的横向流动性已经显著增强，包括人口跨城乡、跨省份、跨东中西部地区、跨产业、跨行业、跨职业、跨企业等大规模的横向流动。
